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 平均降幅达60.1%******
本报记者 张 敏
1月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 。经调整 ，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 ，3个药品被调出目录 。本次调整后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 ，其中西药1586种 ，中成药1381种 ；中药饮片未作调整 ，仍为892种 。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药品价格变化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 ，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82.3% 。谈判和竞价新准入 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1% 。
其中 ，阿兹夫定片医保支付价格为11.58元/片(3mg规格) 。而阿兹夫定片用于治疗新冠的规格为1mg 。根据药物差比价规则 ，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片降价约35% ，医保支付价格由此前的270元/瓶(35片，1mg规格)降至175元/瓶左右。(备注：阿兹夫定片有2个适应症“HIV-1感染”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其中，“HIV-1感染” 的挂网价为626.06元/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挂网价为270元/瓶)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表示 ，从患者负担情况来看 ，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900亿元。
中国药品价格
成为全球“洼地”
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已连续5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累计将618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 。
黄心宇介绍 ，五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保基本”的功能定位 ，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 ，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谈判准入等方式 ，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 的药品价格 ，患者的负担明显减轻，医保基金 的使用效率显著提高 。
“在诸多治疗领域 ，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洼地’ ，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 。2018年至2022年，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分别为56.7%、60.7%、50.6% 、61.7%、60.1%，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2022年我们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 的办法 ，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因为价格较高 ，不能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的问题，引导企业以竞价的方式自主降低价格 ，换取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机会。”黄心宇介绍 。
据初步统计，到2022年底，协议期内 的谈判药品累计报销达到3.6亿人次，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649亿元，平均报销比例达69%左右 。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 的因素 ，2019年至2022年 的4年间 ，累计为患者减负超过4600亿元 。
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中国药学会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晶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五年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惠民成效 ，其中基于药物经济性评价的价值购买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
“药品价值有两个核心要素构成 ，一个核心要素 是患者的治疗结果 。用了这个药之后 ，患者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健康收益，如何测量？第二个核心要素是药品在治疗的全生命周期下花费 的医疗费用 。因此 ，我们要最大化地提升患者的健康收益 ，最小化可能消耗的医疗费用。”吴晶向记者解释道 ，通过以相同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优健康产出 的价值购买 ，药物经济性评价旨在基于证据判断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
多款明星产品无缘医保
医保基金要用在刀刃上
2022年 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新冠口服药物、天价药CAR-T产品能否顺利进入备受市场关注 。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正式将阿兹夫定片 、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而辉瑞 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因报价高 ，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
对此 ，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关于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 的通知》，延续了目录外新冠治疗用药的临时报销政策 ，先行支付至2023年3月31日，此后将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对于Paxlovid无缘进入医保目录 ，该相关人士表示，“国家医保局已经展示出非常大的诚意 ，但 是按照企业的报价计算 ，将对医保基金形成较大压力。”
除新冠口服药物外，天价药CAR-T疗法产品能否进入也是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的焦点 。
去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 ，复星凯特定价达120万元 的CAR-T疗法阿基仑赛备受市场关注 ，不过最后无缘医保目录 。今年国产CAR-T产品已增至两款 ，分别是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 。从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初审结果来看 ，只有药明巨诺 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进入名单。
1月18日 ，记者在国家医保局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 ，今年最终仍未有CAR-T疗法产品通过谈判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高价药 ，目前主要指的是在我国年治疗费用超过100万的药品 。高价药进入医保目录目前存在争议 ，我国的医保是基本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其偿付水平有限，要考虑医保支付 的公平性原则 。所以医保费用支出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
创新药加速进入医保目录
多家公司发布“喜报”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
“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 ，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83.3% ，高于整体 的谈判成功率。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 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其中有23个药品是2022年当年上市、当年被纳入目录。”黄心宇向记者介绍 。
1月18日 ，再鼎医药 、亚盛医药等多家公司发布“喜报”，公布自家创新产品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进展。
谈及通过医保目录调整的方式促进我国创新药发展，吴晶向记者表示：“当我们强调以价值为基础 的定价时，其实是在引导企业 的研发方向 。从药品结构来看 ，我国 的仿制药居多，但创新药的数量在增加 ，政策在引导国内药物研发趋向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
“国家医保局践行以价值为基础 的谈判理念，会用价格杠杆引导创新药企业瞄准最有价值 的药 。最有价值 的药 ，即药品解决了过去药品解决不了 的、未满足 的临床需求。当创新药能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获得较高 的价格 。所以药品价格根据价值来定，就使得很多企业转型去做创新药 。”吴晶向记者表示 。（证券日报）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 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即时通信、网络视频 、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 、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 的用户规模 。新媒体凭借其空前 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 ，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 ，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 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 的媒介环境、泛在 的信息场域和多态 的存在方式 ，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 、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 ，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 ，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 。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 ，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 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 ，人工智能 、传感器 、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 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 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 ，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 的“镜像” ，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 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 。“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 ，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 、连接 ，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 。这种连接既可以 是小范围 的“面对面建群” ，也可以 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 。连接 的建立、维系 、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 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 、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的发展，人们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 、合作关系、工作关系 、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 。由此，关系网络化 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 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 ：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 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 、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 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 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 ，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方面 ，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 、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 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 ，以数据为流通介质 ，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 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 、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 ，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 、话语平等、机会平等 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 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 、分发、变现 、评估 的中心 。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 ，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 ：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 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 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 ，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 ，新媒体技术 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 的数据支撑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 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 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 、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 的网络化 ，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 ，与土地 、劳动力 、资本、技术并列 。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 ，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 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 ，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 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 。具体而言 ，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 ，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 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 的发展 ，特别 是平台 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 、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 、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 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 的全过程 ，不再由传统 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 ，取而代之的 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 、社会化 的内容生产 。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 ，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 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 ，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 的内容生产 、传播、交流和互动中 。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 ，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 ，危害群体成员 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 。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 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 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 ，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 ，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 ，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 ，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 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 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 的圈层化 、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 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 的信息 ，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 、牵制 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 。此外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 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 。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 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
网络化凸显 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 ，动员更多 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 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 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 、口径不统一 、资源浪费等现象 。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 ，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 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 ，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 的透明度。
然而 ，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 的新媒体平台上 ，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 ，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 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 ，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 。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 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 。网络空间 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 ，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 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 、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 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 的思想 。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 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 的全球化活动 ，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 ，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 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 的制裁 ，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 的边界 。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 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 ，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 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 的焦点 。
作者 ：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 ；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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